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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笔微雕壮丽的强军画卷******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繁荣发展强军文化，强化战斗精神培育”的阐述，是军队文艺找准强军“战位”的时代坐标，也是强化担当作为的旗帜方向，对繁荣和发展新时代军事文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回顾历史，在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关头，独具特色的军事文化之所以能够如同精神火炬、冲锋号角，激励全军将士披荆斩棘、英勇奋战，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就是因为其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使命为使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全党全国全军的首要政治任务。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奋力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新时代军队文艺工作者要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新征程中，为强国兴军发挥更大更好作用。
一是当好习近平强军思想“宣传员”。注重用先进军事文化培育官兵、锻造人民军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特有政治优势。军队文艺工作者要切实用党的二十大精神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明确方向、鼓舞斗志，通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创作推出生动感人、鼓舞人心的军事文艺精品，积极发挥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坚定官兵忠诚维护核心、矢志奋斗强军的理想信念。
强军事业呼唤强军文化。军队文艺工作者要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进一步培塑政治忠诚、掌握思想方法、破解发展难题。军事文艺要积极回应国家、民族和时代的召唤，回应人民群众对强军事业的热切期许，全景式反映广大官兵的奋斗成长、人民军队的踔厉奋发，创作更多与历史同向、与时代同行、与官兵同心的文艺精品。通过提升生活厚度、情感温度、审美高度来增强文艺力量，让人们看到新时代革命军人听党指挥、奋进一流的崭新风采。
二是当好强军文化的“司号员”。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离不开强军文化的引领和鼓舞。作为强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文艺必须紧盯强军目标，把服务备战打仗作为根本着力点。当今世界，战争形态日新月异，军事文艺工作者必须紧盯战场之变，锻造过硬本领，加速实现能力素质的“升级换代”。
在催人奋进的强军鼓点中，全军官兵都在进行一场强行军、急行军。军事文艺所担负的特殊历史责任，要求最大可能贴近、聚焦战场实战，在更大坐标系上讲述强军故事。面对改革强军惊涛拍岸，面对形势任务深刻变化，军队文艺工作者应该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如何反映改革强军的伟大进程，如何突破军事文艺的创作瓶颈，谁能敏锐预判，谁能率先转型，谁就能抢占强军文艺创作的制高点。这无疑对军队文艺工作者的历史感、判断力和预见性提出更高更难的挑战，亟须乘势而变、与时代同频共振。离开火热的强军实践，在恢宏的时代主旋律之外茕茕孑立、喃喃自语，只能被时代淘汰。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强军时代的文艺精品不在书本上，不在材料里。只有投身火热的练兵备战一线，追赶铁流滚滚的兵车，不是以“创作员”头衔去采访，而是以“战斗员”身份去体验，了解不同类型部队，熟悉联合作战文化，才有可能记录改革强军的伟大征程，讲述当代军人的奋斗拼搏，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军事文艺精品。
三是当好建军百年的“书记员”。古往今来，优秀文艺作品必然是思想内容和艺术表达有机统一的结果。文艺工作者创新突破的勇气有多大，往往决定作品能够走多远；文艺工作者站得越高，塑造的人物看得越远。巨著《人间喜剧》因为描写了一幅法国社会变革时期的历史画卷，而使巴尔扎克被誉为记录法西兰社会的优秀书记员。
90多年来，人民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脚踏祖国的大地，背负民族的希望，在血雨腥风中奋起成军，在硝烟烈火中百炼成钢，筑起坚不可摧的热血长城，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这是一部波澜壮阔的雄伟史诗，也是不可多得的创作资源。强军事业的阔步迈进和官兵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新需求，强烈呼唤更多优秀作品。军队文艺工作者应该以时代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投身火热生活，拥抱伟大时代，创作推出更多强军文艺精品，奏响更加恢宏的强军乐章。
今天，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如军事训练改革、武器装备更新、官兵主体成分改变等，都为军事创作提供了深厚的素材。要把创新“标尺”定在确保战斗力提升上，把创新“准星”瞄在时刻准备打仗上，创作出更多新时代的英雄人物，拿出更多凝神聚气的优秀作品，激励广大官兵的强军意志，培育新时代战斗精神，让新时代官兵形象焕发新的光彩。
全景记录建军百年的伟大征程，巨笔微雕人民军队的强军画卷，军队文艺工作者承担着艰巨复杂的时代重任，肩负着无比光荣的使命担当。这是一场贯通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代大考，更是一场检验能力、觉悟和境界的精神大考。对于今天处于改革“进行时”的强军文艺创作，军队作家和艺术家其实是与改革转型中的广大官兵同步成长、互相见证、共同进步。军队文艺工作者要从战略规划、转型建设、使命任务和练兵备战等全方位书写新时代的人民军队，在创作中不断强化信息主导、体系支撑、精兵作战、联合制胜、创新驱动等思维理念，能够统筹表现联合作战内容。只有身入、心入、情入，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才能创作好作品，才能建立起与时俱进的创新体系和文化自觉，用更雄阔生动的笔触讲述人民军队的光辉征程，以坚定步履迈向打赢未来战争的文学战场。（王龙）
东西问丨陈坚：泰山上的《金刚经》摩崖石刻如何体现佛教中国化？******
中新社济南1月11日电 题：泰山上的《金刚经》摩崖石刻如何体现佛教中国化？
——专访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学系主任、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陈坚
作者 吕妍
作为中国五岳之首和古代帝王封禅胜地，泰山被列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泰山上的《金刚经》摩崖石刻是中国迄今所存面积最大的摩崖石刻佛经，刻在泰山中溪支流约1200平方米的缓坡溪床石坪上，构思奇巧，气势宏大。《金刚经》石刻缘何而来？佛教在中国化的进程中如何与中国艺术形式融合？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学系主任、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陈坚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佛教自传入后便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国佛教文化。中国的哲学、文学、书法、绘画等，不同程度地受到佛教影响，其中，摩崖石刻具体受到了哪些影响？
陈坚：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相融合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而这中国化的佛教反过来又促进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从而真正实现了“文明互鉴”意义。
泰安洪顶山摩崖石刻。受访者供图所谓“摩崖石刻”，广义而言就是人类在自然界的崖壁岩体上刻画和雕凿意在反映人类自身思想和实践的各种符号和图像。它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岩画”，后来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摩崖石刻的内容也不断变化，日渐丰富。这在中国尤其表现为佛教传入后佛教题材的大量涌现，如甘肃敦煌石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等，都是大型的佛教摩崖石刻群。至于规模较少或单体的佛教摩崖石刻，大江南北更是不计其数。
如果依主题分，那么中国摩崖石刻中数量最多的就是佛教摩崖石刻，它们既是记录佛教中国化漫长千年历程的“有生命的石头”，同时又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文化艺术瑰宝。
中新社记者：佛教的《金刚经》为何会被刻在泰山的石壁上？这与《金刚经》蕴含的核心思想有关吗？
陈坚：从内容上看，中国的佛教摩崖石刻，包括石刻佛像、石刻佛经文句和石刻佛教名号。在山东众多的佛教摩崖石刻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石刻，刻的是鸠摩罗什(343-413)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即通行本《金刚经》)之前16章，也就是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至“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原文有2998字，现存1382字(含尚有痕迹者)，个个字大如斗，一尺见方，有“榜书之宗”的美誉。
泰山上的金刚经石刻。受访者供图南北朝时期，以泰山为中心的山东多地出现了大量摩崖石刻佛经，绝大部分都与《金刚经》义理相同亦即谈论“空观”的般若类经典，如徂徕山的《摩诃般若经》石刻和《文殊般若经》石刻、峄山的《文殊般若经》石刻、尖山的《思益经》石刻和《文殊般若经》石刻等。除了这些摩崖刻经，还有意在昭示“空观”的摩崖题名，如“文殊般若”“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大空王佛”等。此外，泰山周边还有许多般若类经典的碑刻，如曲阜胜果寺的《金刚经》碑、兖州泗河和汶上水牛山的《文殊般若经》碑等。尤为重要的是，在洪顶山的《法洪铭赞》石刻，内容是印度僧人释法洪来到山东弘扬“空”观。
以上表明，南北朝时期，以讨论“空观”为内容的佛教般若学在山东地区非常流行，是中国佛教的一个缩影。因为中国化佛教，就是以般若“空观”为基础发展起来，是般若学在中国流行的直接结果，而《金刚经》则是对般若“空观”最经典最简洁的表达，雅俗共赏，僧俗共尊，是中国佛教史上最为流行的佛经，自古至今，具有极高的佛教和文化价值。
在中国古代，那些被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往往会“勒石为记”予以赞美推崇，俾使流传存世。虽然学界对泰山刻《金刚经》还有种种不同的解释，但从以此经为代表的般若学与中国佛教的特别密切关系来看，“勒石为记”应该是最重要的原因。
中新社记者：《金刚经》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陈坚：《金刚经》是汉译般若类经典的代表，是佛教“般若思想”的精华所在。所谓“般若”，乃是梵语“Prajna”的音译，意为“空性智慧”，亦即领悟“空”的智慧，它是佛教的最高智慧。作为“五岳之首”的泰山乃是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是中华民族的圣山。泰山文化集儒佛道三教于一身，它所蕴含的“圆融智慧”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智慧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刚经》被刻在泰山上，应该是最完美地体现了佛教“空性智慧”和中华民族“圆融智慧”的“高峰对话”，结果即产生或印证了佛教中国化，如天台宗、禅宗等。换言之即，佛教的“空性智慧”和中华民族的“圆融智慧”共同参与了中国化佛教的建构。
泰山上的金刚经石刻。受访者供图《西游记》中孙悟空在取经过程中施展的七十二变就是《金刚经》中“空观”的体现：在纷繁复杂的情况下，不可执著于一个标准一种方法，只有随缘而变，才能解决问题。印度佛教是在印度文化土壤中产生的，有特定的印度之缘；同样地，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因为中国文化的不同，必然随中国文化之缘而发展出中国化的佛教，这是《金刚经》“空观”的逻辑结论和题中应有之义，或者说，是以《金刚经》“空观”为核心的大乘佛教的内在要求。《金刚经》所说的“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以及“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也可以理解为只有不执著于印度佛教才能开出中国化的佛教，这体现出《金刚经》对佛教中国化的意义。
基于“空观”的大乘佛教是个开放体系，佛教中国化正是在大乘佛教的开放体系中自觉实现。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538—597)将这样的佛教中国化归结为“随情所立，助扬佛化”，其中的“情”就是中国文化之缘。
中新社记者：佛经是佛教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之一，佛经的汉译又是如何体现佛教中国化的？
陈坚：佛教的思想通过佛经来表达和传播。佛教传入中国就是从佛经的汉译开始，而佛教中国化也是从佛经的汉译开始。在汉译过程中，译者不是简单地移植印度佛经，而是充分考虑了译文如何与中国本土文化相适应。比如东晋时期道安法师(312—385)就曾提出，佛经汉译要遵循“五失本三不易”的原则(参见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大意是说，把印度语翻译成汉语并让中国人能读懂是不容易的(“三不易”)，因而在尽量保持佛经原意之下，有五种情况可以不必遵循原经文本而按照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习惯来加以翻译(“五失本”)，这其实就是佛经汉译过程中的中国化。
江苏省南京市，大报恩寺遗址公园内的“汉文大藏经博物馆”中的金刚经雕版。视觉中国供图比如“五失本”之一是“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意思是说，印度佛经(“胡经”)重“质”不重“文”，而中国人(“秦人”)是“好文”的，所以翻译时不光是将其意思译出来，还要讲究译文的文雅和文学性，就像孔子所说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金刚经》就是如此“文质彬彬”的“君子文”，有着极高的文学水准。《金刚经》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佛教流传最广且雅俗共尊的佛经，与其译文之优美文雅有极大的关系。
中新社记者：佛教传入并与中国文化融合发展后，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佛教，中国佛教会如何影响世界？
陕西西安，大雁塔和玄奘雕像同框。唐朝高僧玄奘在推动以佛教为代表的中外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陈舒一 摄陈坚：所谓佛教中国化，其实就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发展出中国化的佛教。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并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
佛教在古代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基于佛教“空性智慧”和中华民族“圆融智慧”，建立起以和谐与包容为根本理念的中国化佛教。当前，随着中国扩大开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化佛教也会随着这个缘走向更广大的世界，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和谐与包容的思想智慧。(完)
受访者简介：
陈坚，现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学系主任；山东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天台宗研究生导师等。主要研究佛学、中国哲学、儒佛道三教关系、中西宗教比较。著有《无分别的分别——比较宗教学视野下的佛教》，《心悟转法华——智顗“法华”诠释学研究》《无明即法性——天台宗止观思想研究》《烦恼即菩提——天台宗“性恶”思想研究》等。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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