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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加昂扬姿态 在新征程展现新作为******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兰州大学】

以更加昂扬姿态 在新征程展现新作为

——兰州大学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光明日报记者 宋喜群 王冰雅 光明日报通讯员 王耀辉

　　“我在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字字铿锵有力、句句掷地有声的报告，心潮澎湃、干劲满满。”在兰州大学天山堂C302报告厅，党的二十大代表、兰州大学党委书记马小洁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近2000名学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要把远大理想和当前目标结合起来，每个阶段都要有一种争一流的意识，‘跳起来摘桃子’，追求卓越。”在互动环节，现场气氛热烈，马小洁对学生们提出的问题一一悉心解答。

　　党的二十大召开以来，兰州大学创新方法载体、广泛深入宣讲，全校师生研读报告、分享体会，迅速掀起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热潮。全校干部师生表示，将坚定信心，埋头苦干，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

　　党的二十大代表，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团团长马小洁为同学们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兰州大学供图

　　学思践悟凝聚奋进共识

　　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兰州大学广大师生以线上与线下、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认真收看、热烈讨论。

　　2022年，依托兰州大学建设的草种创新与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进入首批20家试点全国重点实验室。“新时代这十年，我们从脱贫攻坚、科技发展等方面深刻感受到祖国的伟大变革。”实验室主任贺金生教授表示：“站在新起点，我们会继续在草种业‘卡脖子’问题上攻坚克难，向草原要蛋白，树立‘大食物观’，以实际行动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贡献力量。”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兰州大学领导班子以上率下示范学习、各级党组织全面统筹推进学习、青年学生创新方式载体学习，形式丰富多彩，实效持续提升。学校第一时间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扩大）会议、党委常委会议学习传达党的二十大精神。各学院各部门各支部各战线通过“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支部共建、集中研讨等多种形式，学思践悟党的二十大精神。

　　“要深刻理解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的要求，弘扬兰大文化、发挥特色优势，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以国家需求为导向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努力在‘高原’之上筑造‘高峰’，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党委常委会上，校领导班子成员结合工作畅谈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心得体会。

　　纪检监察机构在学习中深刻把握“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重大判断；历史文化学院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师生在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把握专业学术研究新方向……

　　党的二十大开幕不久，兰州大学便设立“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课题，组织优势研究力量对党的二十大精神进行理论性、学理性、对策性研究和阐释。校内专家学者也纷纷发声，围绕深刻领悟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意蕴、县域经济发展助推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等主题不断产出理论阐释文章，挖掘党的二十大报告所蕴含的精神宝藏和智慧力量。让思想在学深悟透中统一，力量在真学真信中凝聚。

　　走深走实筑牢信仰之基

　　11月8日下午，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张来明与兰大师生进行座谈交流，为大家答疑解惑。

　　2022级硕士研究生林令辉今年刚结束在陇南两当的支教工作，从乡镇到大学课堂，他始终在思考青年的责任到底是什么。座谈交流中，林令辉表示从党的二十大报告对青年的殷切期望中找到了答案：“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青年强，则国家强。一个个引发共鸣的话题和一次次真切耐心的解答，加深了兰大青年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理解和把握，引导着青年学子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进一步坚定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的信心。

　　“我非常激动和骄傲。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是使命、是责任，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在兰州大学“党代表与青年面对面”首场报告会上，甘肃蓝天救援队理事长、队长於若飞应邀与青年学子分享参会心得，讲述奋斗故事。

　　在听了党代表的讲述后，管理学院2020级本科生、兰州大学“青马”宣讲团团长周贺馨说：“我们也要深入基层，用青年的视角讲好党的二十大精神，引导广大青年接续奋斗。”

　　为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走深、走实、走心，学校组建了校内宣讲团，党委书记、校长带头深入师生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同时，第七届西部高校马克思主义论坛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理论研讨会等活动也陆续开展。

　　理论宣讲入脑入心、专题研讨见行见效，多样化方式提升学习成效，引导广大教师做新时代“好老师”和“大先生”，积极投身国家重大战略；引导青年学生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后，第三届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总决赛特等奖获得者、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国赛高教主赛道金奖获得者，萃英学院2019级马科星同学说，我们要紧跟党的步伐，听党指挥，一步一个脚印，认真且努力塑造更好的自己，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奋楫笃行勇担强国使命

　　近日，兰州大学迎来令师生振奋的好消息：唐瑜教授牵头申请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稀土功能材料”获批。“我们将持续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四个面向’，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明晰丰富内涵与拓展外延的工作思路，开展有组织的科研，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贡献力量。”团队学术骨干、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席聘贤教授说。

　　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兰州大学牢牢把握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于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的战略部署，勇担强国使命。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兰州大学疫情预测团队将统计——动力气候预测的先进技术与流行病模型相结合，对全球新冠疫情开展了多时空尺度预测。团队负责人黄建平院士在聆听了党的二十大报告后表示备受鼓舞：“我们将发扬学科优势，做细做精预测预警，为探索出更适合经济发展、最大程度减少疫情对人民群众生活影响的防控措施贡献更多的力量。”

　　研究成果成功应用于探月工程嫦娥三号、四号、五号任务……在新时代十年中，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持续为科技自立自强贡献硬核力量。

　　在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和学校核学科发展做专题分享交流时，长期从事放射化学与核环境、核燃料循环、核技术应用相关研究的吴王锁教授勉励师生：“我国是核大国，甘肃是我国先进核能与核技术发展的重要战略基地。作为核科教工作者，要积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谋划推进大科学平台建设，产出重大成果。”

　　在专业课堂上，在课题组会中，奋楫笃行的兰大人正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实际工作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要坚决扛起中国式现代化事业赋予高等教育的时代责任，以高质量人才培养、高水平科学研究、高效能社会服务，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力量。”兰州大学校长严纯华说。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0日 05版）

交叉融合、双向互动：西方史学新趋势之分析******

　　作者：王晴佳（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一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推陈出新，出现了不少新变化，足以证明历史学这一传统学问，正在不断革新和更新。依笔者管见，这些变化或许可以用本文的正题来略加概括。“交叉融合”指的是新兴史学流派层出不穷，但相互之间又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呈现借鉴融合之势；“双向互动”指的是专业史家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远比之前更为积极的沟通和交流。不过为了清晰阐明这两种最新趋势，我们或许还得从一个多世纪之前谈起。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走向职业化，其标志是专业历史学会和专业历史刊物的建立和出版。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以历史教学和研究为业，通过学会活动和专业刊物，相互切磋、交流，以期增进历史知识的获取和呈现。史学工作者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圈，历史学亦变成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19世纪末于是出现了两本史学方法论的著作：德国史家恩斯特·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史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指导历史从业者如何习得和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本领。

　　也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开始受到其他学科（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的挑战和洗礼，经历了一个“社会科学化”的过程。这一“社会科学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些史家不满德国兰克学派所代表的、以批判和核实史料为主的历史书写模式，希望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历史演变的过程做更为宏观的概括和解释。兰克学派提倡运用档案史料，其研究重心便自然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而如果希望对整个社会做综合的描述，那么档案史料就不敷使用了。20世纪初出现的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代表了一个国际性的潮流，德国有卡尔·兰普雷希特、美国有“新史学”派如詹姆士·鲁滨逊等史家，英国有亨利·巴克尔，法国则由亨利·贝尔首倡、而1929年崛起的年鉴学派集其大成。这一“社会科学化”的哲学前提是实证主义，其意图是在确证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演变做广博的综合解释。换言之，他们不满足只是核定史料，然后据此直书，就一个重要人物的某个或几个事件，讲述一个故事。年鉴学派自称有三大“敌人”：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由此可见其突破、创新的志向。

　　从后世的眼光考察，正是这一“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促使史学界不同流派的出现，如经济史、文明史、思想史等。二战之后，史学界流派纷呈的态势更为明显。若以美国为例，“新史学”所倡导的思想史在20世纪60年代一枝独秀，而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则由马克思主义史家带领，开展了“眼光朝下”的劳工史、社会史的研究。到了70年代，美国亦掀起了社会史、劳工史研究的热潮。此时的法国史坛，年鉴学派独霸天下，代表人物费南德·布罗代尔以提倡“长时段”名世，成功地实践了超越“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的目标。布罗代尔的弟子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甚至提倡不再以个别人物的事迹作为历史书写的对象。为了对一个社会做“全体史”的综合分析，计量方法得到了青睐。计量史学在70年代一度大有独领风骚之势。在兰克学派的大本营德国，二战之后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譬如基于比勒菲尔德大学的史家竭力赶超欧美同行，从事社会史抑或“历史的社会科学”的研究。

　　饶有趣味的是，也正是在历史学大踏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的70年代，一股与之志向和取径颇为不同的潜流渐渐涌现，那就是新文化史（有些地方亦称新社会史）和妇女史的实践。具言之，20世纪60年代的史家出于描绘和解释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提倡“眼光朝下”，为处于边缘（比如女性）和下层（比如劳工）的民众发声，为其写史，这些尝试，并不为一个流派所限。举例而言，北美著名史家娜塔丽·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被誉为新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之一，但就其内容而言，又可以归属于妇女史，因为其中的主角是盖尔之妻贝特朗。盖尔夫妇和冒名顶替的“盖尔”三人又都属于社会下层，因此将该书视作史家“眼光朝下”的一个实践，亦十分恰当。意大利史家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也是新文化史的一个范例，同时也被称为“微观史”这一流派的开创之作。与戴维斯的取径类似，金兹堡从一个磨坊主的言论着手，以小见大，窥视和描述19世纪欧洲人宇宙观、世界观的变化，同样展现了“眼光朝下”的视角。上面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史家首先提倡史家为普罗大众写史，譬如“眼光朝下”这一提法的首倡者就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汤普森。汤普森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无疑探讨的是一个社会变动、变革的大问题，但他描述的主角不但是处于下层的劳工，而且还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阶级意识”的形成。汤普森的著作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文化转向”的代表作品，而这一尝试又与新文化史的关注点有着一定的可比性。

　　以妇女史的发展来看，流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妇女史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是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常兼涉法律、政治、社会、人文、思想等诸方面。1986年，劳工史出身转入妇女史研究的琼·W·斯科特发表了《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研究范畴》，又将妇女史扩展到社会性别史，进一步促进了妇女史研究与其他流派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近年史学界出现的男性史的新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结果。

　　同时，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的开展，还推动了家庭史、身体史、儿童史和情感史等诸多新流派的兴起。这些新兴流派都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之前的公领域转向了私领域，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区分和界限。上述流派亦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如家庭史的开展，与社会学关系密切。身体史、儿童史、情感史乃至最近20年发展起来的“深度史学”和神经史，不但采用了诸如心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而且还借鉴了神经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由此缘故，这些流派之间的界限颇为模糊，比如情感史的研究，必然包含身体的层面，因为情感的表达，通常会诉诸肢体动作和语言。在开展情感史研究的同时，也有学者从事相关的感觉史研究；后者更与身体史的研究密不可分，几乎就是其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历史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跨学科，促成了史学流派之间的融合，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环境史、气候史、动物史、“大历史”和海洋史等一系列探讨人类与自然和其他生物关系的学派。从其命名而言，读者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的研究手段，必然会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时，这些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难分彼此。2022年8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举办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主题发言的重点是“动物史和人类史的交互演进”，共有四个场次，分别是“动物的主体性”“人类记录中的动物”“动物的展现”和“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后两场都涉及动物在人造和自然环境中的活动。而环境史、海洋史和气候史等流派之间，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与“大历史”的研究初衷相似，希望弱化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走向“后人类的史学”。上述例子充分表明，当今史学界各个流派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已经达到界限不分、畛域不明的程度了。

　　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学界“眼光朝下”的思潮，加上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大幅度革新，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历史知识的获取和表述，已经出现专业学者和读者之间密切互动的局面。如上所述，19世纪下半叶历史学走向职业化，有力地促进了历史知识的深化和历史研究的学术性，与此同时也造成历史著作与读者之间产生一条明显的沟壑。历史学家希望成为人类过去的代言人，但其著作对于普通的阅读者来说，艰深难懂、枯燥无味。这一现象与18世纪史学大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既可以让学者在其书房研读，又能放在仕女的梳妆台上的情形，迥然不同了。

　　历史学的职业化在今天并无改变，对史学工作者的考核还出现日益加强之势，但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专业学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也出现了彼此积极沟通的趋向。譬如新文化史家的作品，在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眼里，就代表了历史学中“叙述的复兴”，因为其内容的铺陈颇具可读性。上面提到的《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蛆虫》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情节曲折生动，很具吸引力。另一位当代新文化史的名家彼得·伯克，著述不辍，文笔清新，亦反映了作者注重文字表达、普及知识的意图。

　　这一“双向互动”趋势的出现，并非史学工作者的一己之力或一厢情愿，而是有着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借助互联网和其他新科技，当下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已经今非昔比。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记忆研究和公众史热潮，便是显例。它们都试图在专业史家的视角之外或之下，自下而上地提供有关过去的知识，从原来的历史知识受众转变为历史知识的参与者。记忆与历史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张力：历史学者希图保持记忆，不让其遗忘，但其保存的方式，又自然和必然带有某种选择性。法国学者莫里斯·阿布瓦赫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试图将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不再局限于近代历史学提供的框架中，而其同胞皮埃尔·诺拉在70年代主持的《记忆之场》的大型项目，异曲同工，希图从各个方面扩大人们对过去的认知。自那时开始，记忆研究在各国蓬勃兴起，既丰富了人们对过去的认知，也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和互补作用。

　　公众史研究的开展，则是历史学“双向互动”的又一个范例，已经在国际史学界蔚然成风。从事和推动公众史研究的人士同时包括了专业史家和业余历史爱好者或志愿者，其研究手段也颇为多样，从文献资料整理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存，全面展开，充分体现了专业与业余之间的密切交流。总之，当代西方史学界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展现出历史学这一古老学问历久弥新的魅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